作为一套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可算已经完全破产的实验性学说，马列必须立即从大、中、小学的课堂、教材里完全清除出去——这样一种充满着各种先验的猜测和武断结论、存在有明显漏洞，并宣扬通过暴力、仇恨达到人类天堂的社会实验理论被长期当作科学来讲授，甚至被宗教式地（具排它性）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少年；在付出过各种各样的惨痛代价，并无时不刻仍被其阻挡着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还不乏有人在大声叫好、一意坚持——上当受骗，且至于此，对我们这个文明已久、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耻大辱。
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前战乱不止的民国时代，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一大批在自身领域作出过较有影响的成就、在国际上亦得到承认、“大师”级别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但自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后，有类似成就的人才就基本上再也没有、至少再没有成批量地出现过，可谓一蹶不振，尤其是在前后还有着人口基数、时间跨度和环境条件的巨大差别的情况下。
不止是在这一教育体系内部，较之于民国时期，中国大陆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时间既已不短，人数更已大为超出，但以号称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过之后，却既未能超过、甚至也远未能达到前辈创造的“辉煌”。这种“辉煌”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投身实业的企业家里，更出现了象王安这样个人财富曾经达到“华人第一，全美第五”的优秀人才。王安电脑公司一度几乎是“蓝色巨人”IBM的头号竞争对手，比尔·盖茨亦曾庆幸，若王安公司决策稍近，“则无微软”。
作为马ks主义的一种伴生价值观念，在公共教育上，“集体主义”有着崇高的名声以及近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正地说，“集体主义”里含有一定的有益成分，如利他主义、团队精神等，这些都是积极的、值得提倡的。然而，必须看到，“集体主义”包含了强调一致、以共性代替个性，以及强调服从、以“集体”意志取代个体意志，进而压制和侵害个人自由、这些相当的消极成分。在这样的教育下，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甚至简单的“不合群”都足以成为被打击和排斥的对象；社会成员普遍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略夸张一点，一旦脱离“集体”、或“找不到领导”，就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从”；“听话”成为一种主要的美德，发展到后来，要想“适应社会”甚至更必须具备一定的“奴性”。。。这与发达的现代国家在教育上注重对每个人“领导能力”的要求和训练恰成鲜明对比。
应该说，在农业文明里、农耕时代，“集体主义”有其优越性乃至必要性。受制于低下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体力劳动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相对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有一种简单的“加成效应”：参加的个体越多，这些个体配合得越整齐、越服从指挥者的号令和调度，发挥出来的力量就可以越大；原来无法达到的体力劳动目标，通过简单地增加参与个体的数量“添加人手”就一定可以完成。简单地说，就是在前工业时代，“人海战术”总是有效的。同时可以看出，生产力越是原始和落后，“集体主义”就越有优势、越应被强调。
然而，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体力劳动的地位急剧下降、越来越下降，脑力劳动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劳动方式。显然，对于脑力劳动来说，“加成效应”不再简单地有效，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失效。这背后是一种个体差异在二者所对应能力上的不同：个体之间体力的差别是有限的，对于合格的劳动力来说基本不可能有数量级的差别；然而个体之间智力的差别则几乎是可以无上限的。这就是说，集合几个轻量级的拳手，打败一个重量级对手毫无悬念；但如果级别差距稍大，那么无论集合多少低阶围棋或象棋选手，也难以击败一个高级别者。
这也同样意味着，在体力劳动主导的群体里，劳动力的差别不大，相应对社会的贡献一般情况下差别不大，平均主义往往大有市场；然而，一旦引入脑力劳动，不同劳动者的贡献就可以天差地别，相应地，报酬也有较大差别是合理的、乃至必要的。必须指出，资本家组织生产、以及对于风险的对抗和承担涉及到相当水平的脑力活动，对于后者，任何有过股票投资、甚至简单的大额购物经历的人即可以有直观的了解。对某一行业或“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整体上的”风险也并不一定为零或负值，除非绝对垄断等情况下，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这种风险的一种具体体现；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突然性事件也会造成行业风险，如胶卷业、“HxNy”下的家禽养殖业；即使不考虑前述因素，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业里有的赚钱，有的亏损甚至倒闭，整体来看，该行业的投资收益并不能保证总是正值，也就是存在风险。这就是说，不能认为单个资本家剥削不成立了（对单一企业来说风险总是存在的），但“整个资产阶级”是在“剥削”。
进一步来讲，即使一个行业的“历史利润总和”为正值，仍不能先验地将其归结为“剥削”的结果。即便不考虑其间破产等情况带来的资本损失，并且在马ks本人的理论体系下来分析：资本家为抵消风险、降低成本等进行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包括选择能力更优的管理人员、投资研发新技术等等，最后提升了本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使得马氏版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计入除工人外资本家、企业家等脑力劳动的贡献）大大降低，即商品价值降低，但价格跟从市场，一般仍可相当一段时间内接近或维持原位，甚至也可由于资本家营销方面的努力、供求关系等因素（大幅）上调，这样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无论是否在新的效率下生产，都可获得价格超出价值带来的额外利润。直观地看，该行业的资本家、“资产阶级”为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贡献，行业利润为正，是一种合理的报偿。
如果（对马ks的理论进行“修正”）在价值的计算中计入相应脑力劳动的贡献，则投资和管理获得报酬就是合理的，整体上的利润是这种报酬相加的体现，对应于相加的劳动，实际上也并无必要再来对应任何“整体风险”。其实，从以上讨论过程已可看出，由于价格对价值的浮动特性，价值无从定量地确定，只能依赖于主观，那么无论如何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利润都可“视为”价格超出价值的产物，而不是“剩余价值”。也即，（由于价值具体数值的主观性，）同一套马ks（价值）理论同样也可以否定剥削。这种逻辑矛盾的根源正是在于马氏固执以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这样一来，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其价值就已固定，除非价格也总是不变，任何把价值等同于价格的尝试（如某种“稳定价格”、“平均价格”）都将无法成立：考虑到价格本身的复杂性，现实中应总可找到反例。
对偏重于体力劳动的族群不利的、甚至比较“可怕”的一点是，“知识就是力量”，智力成果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生产力，以及应用于军事的战斗力，并固化在相应的产品中异时、异地，随时、随地释放出来，与之同时释放的还有智力劳动相对于低智力体力劳动的巨大优势。在先进族群里的聪明人智力劳动的产品——大炮、机关枪面前，倚赖低知识含量的大刀长矛的落后族群“举全族之力”“不怕牺牲”也无济于事，总是碰得头破血流、不是对手，这在历史上已经屡屡验证。
显然，在后农耕时代，每一个个体的脑力劳动能力的充分发展是重要的，任何通过限制个体自由、牺牲个体和个体发展来达到“集体”强大的做法已经是得不偿失的、甚至可能损失重大，也就是说，“集体”和“集体主义”不应再被过度地强调，因为智识方向上的个体发展对于“自由”一向有着最大程度和刚性的要求；相应地，智识和智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和体力劳动，也需得到应有的强调和尊重。
能够建立起具决定性的竞争优势的智力劳动，其成果一般是科学、技术全新的发展，而这样一种科技发展的同义词，就是“创新”；而所谓“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不同”——缺少了对“个性”的尊重和包容，甚至如果相反，个性总是被嘲弄、讽刺和打击，这往往很难达成——当然这种不同必须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同时，“创新”意味着对前人成就的突破，甚至是对“权威”的挑战、质疑和否定，而这与“集体主义”的要求同样格格不入。
清除马ks主义，并不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真空”——马ks主义（以及“mzd思想”）告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一切应该完全否定，彻底打倒，是根本甚至全部错误的——这怎么可能呢？在事实已经如此清楚的今天，如果还有人去相信这样的“鬼话”，甚至尝试用行动来阻挡对马列的驱逐，那么这样的人不仅算得上背叛中华文明的不肖之徒，并已构成实际上的“汉奸”。马ks主义不仅对立于东方文明，也生来就排斥、容不下主流的近现代西方文明。不彻底驱逐马列，就无法吸收包括民主、宪政在内的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例如，只要简单地引入差额选举，并完善有关制度，就可以将猖獗一时的卖官痼疾基本杜绝。
就学校教学来说，台湾、韩国、甚至49年前的教育内容都可以是很好的参考。当然，简单的复制或者“复辟”也是不可取的。为适应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要求，对于传统文化（其中的儒学部分）一定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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