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社会的进步，乃至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关键看什么？——关键要看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活儿干得多快多有效率，也就是生产效率。
而要相当地提高这种生产效率，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压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具体办法就是政府伙同资本家，利用各种“高级蛋糕”和“超级手段”，如股市、房地产，(时刻)让劳动者变得没钱，为了挣钱就会更加拼命，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效率。
另一种办法则是通过“压榨”资本家、提高技术生产率来发展经济，具体办法就是一方面通过保护和提高社会成员包括普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需求，“逼迫”“贪婪”逐利的资本家扩大生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保护和鼓励竞争的措施，迫使资本家、企业主在无法加大对劳动者压榨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技术水平），来获取或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在客观上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技术效率。
可以看出，两种做法的背后，有一个同样的逻辑，就是“不逼不出活”，然而在“逼”的对象和方式上，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前一种做法着眼于、也必然会制造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看上去会提高生产效率，实则恰恰相反——换句话说，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只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亦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动”。
说到底，这是一个劳动生产率vs技术生产率的问题——
首先，事实证明，劳动生产率是无论如何比不过技术生产率的，所谓两条腿跑不过四个轮子，肩扛手拉干不过吊车铺路机——两条腿甚至也跑不过两个轮子(自行车)。再怎么压榨，这方面的潜力都是有限的。能够提高到两倍，累积增长率100%，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通过技术的改良或革命，十倍百倍的提高都可以是很轻松的。
更何况，到了极端的情况下，你可以提高这个劳动生产率，别人也是可以的。要想通过这方面的努力压倒别人是不切实际的，即便你咬牙切齿，作出超越生理极限的努力。以二战为例，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交战各方哪一个国家的工人，不是在没日没夜拼命生产？最后不还是要看工业潜力的对比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会近乎不计代价地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亦即技术水平、技术生产率)来进行发展，多半与他们的切肤之痛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奇袭珍珠港的大胜，仍然不能消除那位联合舰队司令的忧心忡忡——不是对对方的海军实力，而是对对手的工业潜力。中途岛一战四艘航母的损失，就已经是其携整个国家战前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成果参战而其中之一的大半，已经令日本元气大伤无力恢复；而其后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仅仅是航空母舰（包括轻重各型），美国人就造出了百多艘！日本占有东南亚，因而这当中资源的因素是相对可以排除的，当然更不用说，也不是工作和劳动拼命程度的问题。
这同样也是说，光靠勇敢，"拼命"，大刀长矛是打不过机枪大炮的。僧格林沁的骑兵打不过英法联军，全军覆没，不是他们不拼命、不勇敢；义和团成千上万人攻不下别人几十个战斗人员驻守的外交使馆，不是他们不拼命、不勇敢；志愿军在初期的朝鲜战场上整团整营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决死突击，以数百人的牺牲，每每攻不破对方一两个连防守的阵地、只换到对手个位数的损失(甚至零阵亡！)，不是他们不拼命、不勇敢。
而在对越战场上的两山之战中，仅仅因为多出一部购自英国的反炮兵雷达，我们就可以将这一幕对别人上演：数千义无反顾、越南民族最精锐的能征善战之士，以其血肉之躯统统化为乌有，不能攻下我方仅以班排防守的山头阵地，而付出代价亦微不足道。这背后，是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技术实力。
同样到了后期的朝鲜战场上，有了喀秋莎火箭炮，米格飞机，大规模换装的苏式武器，以及秘密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开辟的后勤通道“走廊”，就可以（在战术层级）与对方打成平手。这背后是什么？是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庞然大物的全部工业实力！
其次，以压榨的方式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伤害技术的发展，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这种方式必然会助长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产生和采用，妨碍通过技术升级和改进、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主观意愿。试想，如果“只出点饭钱”都能要多少有多少劳动力，那么显然，就算去采纳已有的技术革命成果也不见得会有多少动力和积极性，更不用说自己来实现。
比如，如果不是雇人的开销超过了研发采用新技术，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珍妮纺纱机，从而开创第一次产业革命？又如，现在美国的南方，一个人可以轻松耕种上万亩土地。如果没有当年奴隶制的打破和黑奴的解放，种植园主们总不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能否达到？能否在今天达到？
二是这种方式会导致资本和人才向不能直接催生技术进步的部门和领域不必要地流动，如“压榨”部门。高收入高利润必然会对优秀人才形成“吸引”效应；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才有可能。第二次产业革命肇始于第一台蒸汽机，是由徒工出身的瓦特所发明；第一次产业革命，则是由手工纺织业者造出了珍妮纺纱机。
而在唯有官员高地位高收入、“官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中国古代有才能的人都跑去做什么了呢？多少像瓦特这样在技术上有兴趣有天分的人才埋没在无休无止的官场斗争和拥挤漫长的求仕之路上？鲁班之后的两千多年，在这个官本位制度开始并最终确立起来的不短的时间里，（像他那样）有能力进行生产和技术革命的匠师又出了几个？这期间我们在技术上的发展是快还是慢、甚至停滞不前——直到一百多年前，被工业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受尽屈辱？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归咎于这个落后的不合理的制度吗？
同样再来看看日本的例子：八十年代中期，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日本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同时日元升值等因素也带来大量外部剩余资本的涌入，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政策失误，造成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投资过热，诱发了公众和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大量投身投资于这些领域。这一产业的繁荣短时间里就给日本带来了大量财富，并充斥于国际市场上，号称“日本钱”（Japan Money）。日本人甚至买下了洛克菲勒大楼，一时风光无限。然而好景不长，一进入九十年代，所谓地价只会上涨的泡沫一灭，日本就陷入了持续的衰退，直到今天仍未走出。
这不可谓不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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