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认识到必须、也愿意从（“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列立场上后退，但下意识里却仍认为“社会主义”是很正面、“天然高尚”、并且“代表了公平正义”的，甚至仍然是很“超越”和“先进”、因而应该继续坚持的。但是业已经历了马列理论框架里这么多次的“想当然”，有没有想过，这只是又一个想当然呢?
与资本主义标签式的“优胜劣汰”甚至“丛林法则”相比，“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念更着重于“结果平等”——而且往往是无差别的结果平等。作为一个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再参考历次农民起义口号里无一例外的一个“均”字，“社会主义”被确立为官方立场是毫不奇怪的；同时，农民传统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思进取、贪图眼前安逸的特点，而“不必为竞争失败而担惊受怕”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优越性”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更象是一种改头换面、精心包装过的“封建主义”，与之相比，代表着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无疑应该是更进步的。事实上，越是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等级和特权这些封建本性就越是表露无遗、大行其道；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王”、官员和平民却总是可以真正地平起平坐。抛开那些陈词滥调、周而复始的灌输和宣传，二者之于平等，孰真孰假，不是一目了然吗？
同时，平等并不是全等，更不是平均。如果承认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努力是有差别的，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也必须体现在结果上，才是真正的公平——平等更应该是一种过程平等、机会平等。追求（绝对的）结果平等，至少在现阶段，只能落于奖励懒惰和平庸，导致逆向淘汰。
从更具体的层次来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本特征。而现在，正是这二者的残余在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彻底将它们废除的时候了：
首先，因为公有制沾了一个“公”字，就是必然先进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社化为例，至今有人觉得这样的“集体农庄”是一种更高级更现代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国情”。然而，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倍（十倍则意味着“一人干，九人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出现，那么这种强行把人口拴绑在农村和农地上又无事可干的“集体农庄”有何先进之处呢？而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在以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速度提高中，“集体农庄”又是如何符合国情的呢？难道为了这种农庄经济的维持，就要人为地去压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允许有不超出一、二倍的提高吗？
其实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集体农庄”适应、维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显然，是在连畜力条件、金属农具、甚至刀耕火种全不具备，生产力水平只有当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比较优化、并可能具有相当优越性的一种组织方式；而实践也证明，其后八十年代的土地承包制，“分田单干”（即事实上的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更好地适应并发挥出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决定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
更高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同样如此。例如，在资本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资本的操作和运用主体，私有银行的充分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资本，因其本质，与公有制是天然不合的。一个私营银行的业主所面对的，往往可能是万丈悬崖般的风险，而这在公有银行永远无法达到——实际上，也许连较为严厉和准确的业绩考核都难以做到或达到。这种压力上的差别，决定了对贷款的态度和认真程度上的差别，进而贷款的质量；而贷款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往往是从源头和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
很多人一见到“私有”两个字就心生畏惧，认其会降低道德，这大可不必。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很明显，在这方面，私有企业比公有制企业即国企，从动机上要强得多。而要（更多地）赚取利润，产品必须销路广；要想产品销路广，用户必须买账；为了使用户买账，就必须想办法让产品给用户带来利益，让用户满意，也就是要“利他”。而“利他”本身就是道德，或者说道德的核心之一。这样，以利己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私有企业，实践的是提高利他能力即道德水平的社会活动——当然，这必须是在严密监管之下。
从实际中也可以看到，在规则完善并监管良好的商业环境里，管理者和企业文化具有更高道德水平的商业企业，普遍更为成功；同样，越是成功（并能持久）的商业企业，其管理者和企业文化越表现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
至少有一个国家——韩国——的成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韩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成功。“仁者爱人”，这样的员工组成的企业，自然能够不必过多动员，而可自觉地为消费者着想，因而产品能一步步得到消费者的喜爱，使企业获得成功、甚至成为世界知名的领先企业，而韩国自身也正成为工业强国俱乐部里近百年来几乎唯一称得上的新晋成员。再对比一下与其同文同种的北邻，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结论难道不是很明显的么？
实际上，不止韩国，“儒家文化圈”里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商业上较为成功。同样，西方强国的商业成功也是与其普遍的对人的尊重和注重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念分不开的。
应该指出，有人为“社会主义”辩护，举出北欧的例子，但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其产权的性质，北欧国家只是一种福利资本主义。而且北欧的例子恰恰说明，实行资本主义也是可以“共同富裕”的；实际上，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有条件共同“富裕”，而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里，往往只不过是“共同贫困”而已——例如，在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三十年后，大陆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仅与台湾一省接近或相当。
其次，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垄断经济，彻底的计划经济更是一种登峰造极的垄断。虽然因其种种弊端早已臭名昭著，但对计划经济抱有各种幻想甚至公开崇拜的仍大有人在。如果说，依附于市场主体即企业内部的“计划”可以有其发展的空间，那么任何试图凌驾于市场之上的“计划经济”决无“卷土重来”的可能。
因为，其一，“创新”是无法“计划”出来的，在完全的计划经济里势必没有创新的空间，而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是极为“反动”的。
其二，计划经济与竞争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允许有竞争的（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冗余、“过剩”，竞争也往往会带来一定的过剩，但这都是必要的代价）。在计划经济里，既然没有竞争，企业也就根本形不成竞争力。
在现阶段，竞争几乎是生产力发展唯一的和最直接根本的动力。就人类现有的知识，草原、丛林里的兔子、鹿等动物也不是一定就能反应敏捷、奔跑迅速的——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狮子、狼群在后面不停地追逐、捕食——正是这种看起来非常残酷的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的生存竞争造就了它们。一旦这样的天敌消失了，这些原本可以灵巧、敏捷的动物也会变得呆笨、迟缓，甚至患上各种疾病，种群退化，乃至灭亡——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同样，之所以私营企业的效率普遍高于国营，并不是说从一开始前者就一定比后者经营的好——事实也可能恰恰相反，而是在于，在往往是以“残酷”形容的竞争压力下，私营企业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效率、并时刻保持高出同类的效率、高效率，而那些做不到的、经营不善的则不断地被无情淘汰掉了。。。在优胜劣汰的机制下，十不存一甚至百不存一，能留下来的自然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从这一角度看，计划经济同样是极为“反动”的。
有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前不可能实现的复杂的计划可以通过超级强大的电脑来完成，更有现实的例子，某些先进企业通过“计划”来规划生产得以节约成本避免过剩，以此论证计划经济不失先进性、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与这样的认识相反，技术的发展恰恰只会消除任何这种可能性。仅举一例，如果“3D打印”技术充分发展、并且原料充足，那么需要什么，随时、随地打印出来就可以了——需要多少，打印多少，无所谓过剩，任何事先的“计划”还有何必要呢？
附带指出，即便已存在如上述极度发达的“3D打印”或类似技术，因为社会仍然会向前发展——社会发展不以“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为终点——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以此定义的）共产主义。当然，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更从来不是什么“生存的第一需要”。
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是痴人说梦般的无稽之谈的话，那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接近于自欺欺人的公开谎言了。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租界、海关都是1945年左右二战胜利前后废除或收回的（少数除外），中国也是在这时候与西方列强并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更进一步说，二战以前全亚洲的独立国家只有“两个半”（中、日、泰，半个当然是指中国）——有哪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是靠什么“社会主义”“站起来”的呢（越南也许算是一个特例）？实际上，相反的例子倒是有的。。。
有人又以当年的朝鲜战争作为“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例子。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一边倒”的战略定位，进而作为“社会主义伙伴”的朝鲜得到中国送给的几个久经战火的朝鲜族师，使得当时的朝鲜领导人信心爆棚，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内战也许根本就不会爆发，也就不会有“两大阵营”在亚洲的高强度对抗；进一步，如果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又何来什么“帝国主义”的威胁呢？——甚至还可以得到数额可与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比的美国援助（参考司徒雷登迟迟不离开南京的真正原因），又有什么“救”或“不救”、“坐下去”或“站起来”呢？越南、索马里也都曾经打败过“美帝国主义”，甚至都还胜利得更彻底一些，有多少人会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们从此“站起来”了、或因此就觉得这些国家很强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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